1975年12月，在湖北云梦睡虎地，一批秦简出土。竹简上的军功赏格以及诏令，让研究者第一次直观感受到“功高震主”四字在冷冰冰的法令中所泛出的杀气。顺着这条线索回望，中国史册里几位“被冤杀”的名臣、名将浮现眼前：白起、吕不韦、韩信、蓝玉、年羹尧。表面的冤情背后，各自都踩过了同一条禁区——挑战最高权力。
白起的故事因长平之战最为人津津乐道。战国末期的秦赵鏖战，他一役坑杀赵卒近五十万，“人屠”名声由此而来。可怕的不只是杀敌的数字，更是他对自己战功的笃定。公元前259年，秦昭王三次召请，白起三次推辞，并放出“此战必败”的话。范雎无奈，在咸阳劝谏时还遭他冷嘲热讽。战局果然失利，秦王恼怒，旋即外放，又令其自尽。要说冤枉？一句“王胡为不早图之”——语带怨刺——早已拆掉了他与皇权之间最后一层窗户纸。
秦人好商，吕不韦却把“奇货可居”做成了政治投机。公元前258年，他押注被困邯郸的异人，一朝翻身便位极人臣。嬴政即位后，吕相依旧以仲父自居。日常政令批红，批到最后好像不是“丞相辅政”，而是“丞相定策”。更糟糕的是，与太后重燃旧情、引入嫪毐的私事几乎坐实“外戚”乃至“乱宫闱”之嫌。一次朝会上，年少的嬴政冷声问他：“仲父何不自为秦王？”群臣侧目，吕不韦心中一凛，却已来不及收场。十余年经营，终究抵不过君权独大的铁律。他被赐剑自尽，可换个角度想，这柄剑很可能是秦始皇给他的最后体面。
西汉初年，楚汉鏖战。韩信凭一纸兵书，横扫三秦、破魏灭赵、擒燕降齐。功高之后，他却在成皋一役拿皇帝的性命作筹码。“若封我齐王，即日东下救驾；如或无之，请自效于项王。”这是司马迁《史记》里留下的原话。汉王刘邦虽认了这口气，却把那笔账牢牢记心里。后来韩信改封淮阴侯，怨言四起，又与陈豨暗通消息。吕后、萧何只用一次“囚饮昌邑宫”的请客之计，就将他斩草除根。韩信的军事才华举世无双，可他恰在政治定力上“一战投机”，因此难逃权力反噬。
大明洪武二十三年，京城响起暮鼓。锦衣卫的铁链为蓝玉的末路敲出前奏。这位塞上猛将当年率二十万铁骑深入漠北，俘虏元顺帝皇孙，把“北尘一扫”写进战报。胜利归来，他却自命“封狼居胥”，在西直门外抬头便要“太师”印。朱元璋擅长算账，“朕斩功臣”可不是随口威吓。蓝玉擅取民田、私自徵敛、欺君怠礼，触犯《大明律》多条。更要命的是，他麾下三万义子号称“蓝家军”，对皇权构成实质威胁。靖难之役尚未到来，蓝玉已领了“谋逆”大帽，株连一族。功无可掩，罪也无可赦。
清入关后，年羹尧在康熙朝崛起，于雍正元年西进平定青海。奏捷归来，彼时雍正与驻防军迎候城外，炎阳当空，皇帝示意解甲，小憩再进。满营军士却纹丝不动，直到年羹尧挥手示意才稀稀落落散开。雍正察觉兵心只听将令，眉头紧皱。更早之前，弹章里便屡见“年帅僭越”“威福自专”。他在西陲自号“抚远大将军”，自铸印，发制人令，连川陕总督见了都先跪后叩。雍正三年，廷议列罪九十二条：杀戮无辜、私擅调兵、侮慢列侯……赐死诏到，年羹尧拱手受命。若说冤枉，恐怕只有他自己信了“宠极则寿”的谎言。
以上四位皆活在帝制高墙之下，触动了“不可逾矩”的红线。可若无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政治悖论，也难以解释他们的结局。与之相对照，三国时的司马懿、清初的多尔衮同样权倾一时，却懂得及时收手，这才得以全身而退。历史的裁判从不眷顾战功，更信奉权力平衡。白起、吕不韦、韩信、蓝玉、年羹尧的陨落，提醒后人：手握重兵或大权并非护身符，识时务、守规矩才是活命的本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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